赵居阳

    “常”与“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法则的恒定性和变化性与执行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命题。“常”与“变”是对立统一的两个因素。“常"的存在决定事物恒定的、本质的方面；“变”的因素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脉络。书法学习，要解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也就是“常”与“变”的辩证关系问题。
     书法的“常"与“变”，应从艺术的基本属性和书法历史的发展规律、当代书法的创作观念和书法作品的艺术欣赏几个层面来讨论。

     其一，艺术的基本属性和书法的发展。

     凡是艺术，通常包括有三个基本属性的概念，即它的物理属性（原始性）、美学属性（技术性）、思想属性（综合性）。这是一个基本的衍变过程或发展规律。远古时期的文字表述和物象描绘，它们的原始属性都是记录，记录事物的状态。而书法最初的功能就是实用，从雪爪鸿泥的文字迹象到刻石记事再到甲骨文、岩书岩画等等，都基本是实用性的，是书法（或者叫文字书写）的原始属性。但是从书法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变”无疑是永恒的话题。书法的演变或叫技术层面的探索具有多方面的内涵，比如字体、书体、时代风格和书写材料等等。魏晋以前基本完成了各种字体的演变，篆、隶、楷、行、草已臻成熟。字体的演变从文字实用性出发，大致遵循去繁就简的规律。魏晋以后书法的演变主要是不同书体风格的变化。“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类似这样的的简练概括，说明各个时代的书法有着不同的审美趋向和标准。除时代风格不同外，具体到书家的作品也是异彩纷呈。我们从历代书论中可以看出古人对书法发展与创新的自觉意识和艺术追求。孙过庭书谱云：“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漓一迁，质文三变，驰骛延革，物理常然”。说明书法的演变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时代的必然。那么，作为本质的“常”则决定了书法自身不可违背的原则和特质。“常”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汉字，其二是书法所蕰含的文化精神。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汉字作为书法的载体，虽说在文字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字体的演变，但作为文字而言，他的内涵却从未因为书法风格的演变而产生质的变化，经历了数千年之后还是被完整的继承下来。书法风格的千姿百态与文字的始终如一，是中华文化的渊源和核心，永远不可以丢弃。换言之，离开汉字的书写即不成为中国书法。正如徐悲鸿先生所讲：“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演进而简，其性不失。厥后变成抽象之体，遂有如音乐之美。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人同此心，会心千古。抒情悉达，不减晤谈。故贤者乐此不疲，责学成课，自童而老不倦。嗜者耽玩，至废寝食。自汉末迄今几两千年，耗人精神不可胜教。昔为中国独有、东传日本，亦多成癖。变本加厉，其道大昌。倘其中无物，何能迷惑千百年‘上智下愚’，如此其久且远哉？”。而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使书法艺术成为一门综合艺术，而不是单纯的文字书写，它还应该包括书写与内容的融合这样的综合性艺术特征，这使得书法艺术更趋完美和得以提升，使其成为思想和精神的载体。
     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以及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道家，都对传统书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学的中庸之道成为书法崇尚的审美理想。道家的取法自然为书法提供了哲学思辨。他们无论是自然之道，还是社会伦理之道都被作为书法艺术的理论广泛运用，以至近百年的红色文化和当代文化理念都是书法艺术在精神层面的支撑，这样的变化还在持续，还在历久弥新。这种精神使书法艺术更多的具有人文性的特征，也自然的成为书法的形而上的最高境界。

     其二，当代书法的创作观念和书法作品的艺术欣赏。

     从当代书法的创作观念来看，重在守“常"，也应势求“变”。现代社会的文化呈现多元趋势，随着计算机、打印机、喷绘艺术的发明和应用，书法的馆阁体等书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替代，而智性书写（个性书法语言）将得以充分发挥和升华，书法生存环境的变化使书法趋向于纯艺术的发展。这些变化必然给传统书法带来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传统书法中两个“常“的因素，即作为书法载体的汉字和传统书法的艺术精神面临挑战。在这种情势下，书法创作中对度的把握尤为重要。一方面缺少书写性的书法将失去生命力，另一方面一些所谓现代派和各种创新主义者的“胡涂乱抹”，有意识的使传统的汉字变形、重构，甚至破坏，或者使本来抽象的汉字具象化，违背汉字构造原理，忽视文字表意功能。在艺术精神上也摒弃了经典的儒道文化背景，摒弃了和谐与完美。此外也时常有艺术缺乏把握而出现书写怪野的现象：一些书法参与者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参差不齐，也使书法具有了强烈的世俗性甚或神出鬼沒的表演，破坏了书法艺术的美学原则。因此，当代的书法创作应当强调回归传统，把继承放在第一位，而不要没有根基的轻言创新。历史上那些在书法风格上开宗立派者，都具有全面而深厚的文化素养，尤其是对传统儒道思想有着深刻的领悟。书法之变，不是盲目的创新，“变古法须有胜古人处”。文字是书法的根，文化是书法的魂。知道"常”才能有所“守”，守住“根”才能生发“新”，否则，书法将失去自我，从而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混淆，或被别的文化形态所同化。但同时也要承认，书法创作所形成的作品，又是一种十分强烈的视觉艺术，从欣赏的角度来看，“常”与“变"又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常”是法则、是共性。“变"是偶态、是个性。一幅书法作品，既要显示取法的渊源，又要具有丰富的变化。作者要在传统法规的基础上，在不违背字理的前提下，在不失和谐完美的格调中，充分调动个人的艺术潜能，尽情地发挥主观想象力和表现力，从而形成意趣横生的独特的艺术风貌。书法要学而能化，学而能用，而不能拘泥古法，生搬硬套。毛泽东主席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曾说“学书要有帖，帖中要发挥”，即是强调了继承和通变的关系。馆阁体之所以因为不入时而最终流俗，就是因为千人一面，缺乏生气，失去了书法的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项穆在书论中云“夫字犹用兵，同在制胜。兵无常阵，字无常形”。“然阵势虽变，行伍不可变也；字形虽变，体格不可逾也”。“字无常形”使书法具有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体格不可逾”又是书法保持了自身的特色。 
          
       书法能在“常"中求“变”，才是可行之路。

     所谓书法，书写是过程，作品是成果。论及书法的艺术欣赏，既在过程，更在结果。中国书法历来推崇中和之美，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以“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书卷气”为最高审美理想。“致虚极，守静笃”，纯正者，必重“虚而静”，力求达到灵虚之境，明光精神。故书家要沿此正脉潜修渐进，以虚静为人格风范的涵养方式求得艺术的纯正。王羲之《用笔赋》中出现的“方圆”“纤粗”“威而不猛”“藏骨抱筋”“含文包质”等词汇均是“中和”的审美特征，其书法在儒家“中和之美”思想指导下，创作出“会古通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的作品，被后人尊为“书圣”。在讲述汉魏六朝字体时，悲鸿先生也常以所谓“奇而正”的描述来评论书法的价值。他批驳书法玄学论，直言：“古人并无‘笔’，更无今日之所谓‘法’。”现代书法大家也多主张中国书法以“中和之美”为最高审美标准：“书法艺术形式演变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因此儒家文化是形成书法法度的基础”，中国书法的基本精神是“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言恭达）。“尚中贵和”的思想是中华文化中的精髓所在，“中”是方法、是手段，用以达到和谐之目的。而“和”就是有差别且包容着差别的多样性统一。对立统一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特色的朴素辩证思维观，并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学产生极大的影响。既然中国书法以“中和之美”为最高审美理想，“‘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这是中国书法的基本精神，也是我们所应遵循的学书之道。